伊万拔下他嘴上的香烟，掐灭，扔到了地上。
“晚了，伊万，对我来说太晚了，不论是婚姻，家庭，还是我的生命，都太晚了。我并没告诉她我的病情，这是我应得的。我要做的只能是不离婚，这样她和孩子就能享受军官家属的待遇，这是我唯一能为他们做的，他们不应再承受任何一点痛苦了。她可以在我死后再婚，和爱她的男人结婚。幸好没多久了，幸好。”安德烈看着地上的烟头：“今天咱们别打架好么？”
“我不打病人。”
“废话，我也不会在别人的葬礼上打架。”安德烈对他笑了笑：“南京怎么样？”
伊万思索了片刻，掏出了他的皮夹子，拿出一张纸：“还记得当年他写给我的歌词么？我找到了一个中国人帮我解读，我认为他一定在等我。可惜线索太少了，他在德国留学的档案应该是完备的，如果能去德国查一查，可能会更有希望。”
“其实他不错，”安德烈眨着他灰蓝色的眼睛：“知道那天我为何要跟着你么？”
伊万看着他的歌词摇摇头。
“在最危机的时刻，你第一个想到的人，一定是你的爱人。但那是个男人，所以我得做个确定，有必要的话就把你送去枪毙。”
“你真是一个合格的政工干部，你看出来了，为何不把我送去枪毙？”
“他不讨厌，你知道么，他不讨厌，甚至很讨人喜欢，”安德烈做了个夸张的表情：“他的黑眼睛很漂亮，这是实话，不过你看他的表情很恶心，充满了爱意，啧啧啧。”
伊万看着安德烈，他暂时还很难把绝症和眼前的男人联系到一起，他们一起出生入死太多年，说不清谁救过誰多少次，算不出谁揍过谁多少次。他们彼此觉得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友情，但其实，如果没有战争，这就是友情。
“伊万，”安德烈抱住了自己的膝盖：“其实我不是太理解你，呵呵，两个男人，说不上恶心吧，但如果给你张沙发，你和留学生，谁扮演姑娘？真的有点恶心。”
阳台的门突然被拉开，然后猛的关上了，响声惊得宾客们纷纷侧目。
安德烈半伸出的手僵在空中，他本可以拉住他，告诉他自己没有恶意，但是他的身体在这一刻发出了剧烈的疼痛，让最后一次和解的可能化为了泡影。
一个月后，一个戴着黑纱的女人敲响了伊万的门。
“我是安德烈的妻子，这是他临死前托付我要给你的信。”
伊万的手抖了一下，接过了信封。
’这是苏联东德地区负责人的电话，他会帮助你。他欠我很大的人情，时机到了的话，不用客气。也许，战争注定让逝者不能往生，生者难寻救赎，但我希望你能找到救赎，代我的那份一起。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克里诺夫斯基’
“我可以拥抱你么？”伊万感到自己的眼睛模糊了。
“可以。”
“他爱你。”伊万泣不成声。
“我知道。”戴着黑纱的女人哽咽着：“我都知道。”
一九五五年，西德领袖阿登纳造访莫斯科，苏德之间终于建立了大使层面的对话。这让伊万看到了一丝希望，毕竟斯图加特在西德，国际局势让这个不算太远的地方，远得如同不在人间。战争已经过去了十年，然而世界依旧被割裂为很多块。
安德烈的那位朋友接待了他，但他却表示不能帮助伊万前往西德：“太敏感了，同志，现在还绝不是时候。我只能依靠我的大使身份代您联系那所大学，我只能说，我期盼得到回音。”
美国呢？有时候伊万会想起别里亚耶夫教授，这其实是他最大的希望，教授还活着，并且到了美国，他一定知道王耀的情况，但是冰冷的美苏关系让他再没能联系到他。
算来他都七十多了，伊万叹了一口气，他独自走在莫斯科的街头，走过等待、希望、失望、等待、希望、失望。他就这样徘徊着，十年就这样过去了。
如今已经没有人再为他介绍恋人，也许文协新进来的小姑娘还会偷偷瞟他几眼，但老同事都会笑她们：书记是不是很英俊？但是书记已经四十多岁啦，你们这些小丫头，快去找年轻人吧。
对，伊万已经是书记了，老书记退了休，文协便把这个岗位顺延给了他。伊万每天看看文件，然后在作家们的会议上讲一讲文件内容，直到突然的某一天，会议的氛围有些变了。
赫鲁晓夫的一些观点似乎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强烈批判，“修正”与“反修正”这一类词语开始出现在了文协的会议上，他们开始为“斯大林”争论，为“赫鲁晓夫”争论，为“共产主义和个人迷信”争论。一九六零年，中苏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撕破了脸，然后他便再也没能收到南京的来信。
这一点让他倍感焦虑，因为南京档案馆的努力其实一直在继续，不论有多大的工作量，他们依旧在组织人员逐一查检资料，从北京到天津，甚至到广州。南京的来信不断带来失望，但却从未说过要放弃。
那位姓瞿的研究员如同他承诺的那样：我会帮你的。
但个人的努力拗不过国际局势的变幻，七月，苏联召回了所有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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