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这个人,是近代史上极富争议的一个人物,在关卓凡的感受来说,也很复杂。
与许多人印象中的“卖国贼”不同,关卓凡一直认为,李鸿章其实不怕洋人。这个“不怕”,不是说他莽撞无理,动辄寻衅,而是说在心理上,他对洋人从未有过畏缩和自卑,这在有清一代,特别是晚晴时期,是一项极为难得的品格。这一点,从他与阿礼国的交涉之中,就能够看出来。他后期办外交,无论是对英法,还是对俄日,也都算得上是堂堂正正,从未像其他人那样奴颜婢膝。
至于经他手所签署的一项项丧权辱国的条约,那就不是个人之力能够抗拒的,算是身在其位,不得不替整个朝廷来背这些“黑锅”。朝中的清流,固然可以对他口诛笔伐,然而其情其势之下,以中国之大,换了任何一个人去,恐怕也难有更好的结果,难道只凭着一帮书生,口若悬河,下笔万言,就能说得洋鬼子痛哭流涕,洗心革面,把抢到手的利益交了出来?
必定不能。
然而李鸿章亦有他洗不脱的罪过——私心太重!刘郇膏指他是个功名之士的底子,也正是这个意思。
作为一个读书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他是有的,可若说“后天下之乐而乐”,那就不肯了。论到办洋务,推进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李鸿章自然是标志性的人物,但也正是因为私德不检,在他过世的时候。李氏家族的财产。居然达到了四千万两白银之巨。那还有什么话说?
况且主官如此,又如何约束手下的那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自然更是上下其手,层层分肥!国家用十两银子,却只能办成一两银子的事,而就连这一两银子办出来的事,往往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一遇风吹雨打。不免烟消云散,最终的结果,变成连一两银子都没有。
关卓凡心想,在这一点上,李鸿章不要说与范仲淹相比,就连比起他的老师曾国藩,相去亦不可以道里计——至少曾国藩的清廉,有口皆碑,嫁女儿的时候,压箱底的嫁妆银子。就只有二百两,连曾国荃都死活不肯相信。非要亲手打开箱子来看,结果目瞪口呆。
因此,关卓凡在心底,对曾国藩还是保有一份尊重的,至于李鸿章……
这个人,如果有人能够控驭,则用之一方,不失为一名干才。若是如脱缰野马,任由奔驰,甚至是独掌全盘,则最终必定坏事。
现在杨坊任上海道一事,已经尘埃落定,杨坊亦已经开始坐衙办差。除了城西那个虚有其表的巡抚衙门,李鸿章想插手上海的事情,已经很为难了。
而苏州杀降这件事,虽说朝野之中都有不小的非议,但他李鸿章有曾国藩罩着,是迟早可以摆得平的。可是各国领事的这一关,就没有那么容易过得去,他以后再想跟洋人打交道,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诚然,洋人现在表现出来的,不过是一时的义愤。出于利益的考量,他们终究还是要跟中国打交道的,只是这一回,他们有了别的人可以选择。
中国的洋务,以后未见得非要李鸿章来办。
我关卓凡也是可以办的。
而且既然已经心机百变,费时费力走到了这一步,眼光就不肯只放在一个上海上面了——苏松太常镇,天下膏腴之地也,为什么不可以想想?
关卓凡将手中那方乌木镇纸,轻轻拍在案子上。
迟早要把他挤出江苏去。
李鸿章在跟戈登较劲,驻扎在新阳的戈登,也在跟李鸿章较着劲。
按李鸿章的想法,一支军队,毕竟是要打仗的,否则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而且四千人的部队,每月的军饷不是一笔小数目,戈登拒绝了自己拨去的饷银,单靠一时的激愤,又能支撑多久?
他的想法,不能说错,然而没有想到的是,戈登有了更激烈的行动。作为常胜军“会带”的吴煦,从新阳赶到了苏州,向李鸿章报告,戈登已经宣布,常胜军解散!
看着李鸿章惊愕不已的样子,吴煦亦是痛心疾首,然而在心里面,那份快意却难以言表。
李鸿章和关卓凡,都是谋夺他上海道的人,然而在吴煦的心里,情形大不相同。关卓凡的手段是和风细雨,李鸿章的手段则狠辣无情,因此相比较起来,自然是把李鸿章恨进了骨子里去。在这样一个巡抚手下做事,实在是难以安于其位,所以吴煦早已心灰意懒,渐蒙去意,连那个三品皋司都不想要了。
可是离去之前,居然被他找到了一个机会,小小地报复一下李鸿章。这个机会,就是由苏州杀降引发的常胜军之变。
其实李鸿章的判断本不算错,对于身在常胜军的这些外官来说,一是要有仗打,这样才有存在的价值,二是要有饷发,这样才可以活得下去。因此如果再僵持一段时间,未必没有达成妥协的可能。
然而现在多了一个吴煦,就不大一样了。他本身就能够说流利的英语,而且在租界跟洋人打交道这么多年,对于洋人的心理,实在是揣摩得透透,很快就取得了这帮军官的信任。何况他作为常胜军的“会带”,说话本来就具有一定的权威。
吴煦采用的办法,是明里劝着他们与李巡抚言归于好,但说出来的,无一不是在劝他们“认输服软”、“荣誉不重要”、“忍一忍算了”、“杀几个俘虏没什么”这样的话,反而愈发激起了这些人的敌忾之心,表示永远不肯向李鸿章低头。等到把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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