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是香港报纸最繁荣的时期，巴掌大的香港半岛，竟然同时拥有近70家报纸。经过激烈的竞争和优胜劣汰，香港报纸到1982年只剩下55家，1997年只剩下38家。
按照此时香港的人口与报纸总发行量来计算，差不多每两个半香港人就会购买一份报纸，这个数据在亚洲仅次于日本。
如此多的报纸，如此激烈的媒体竞争，康剑飞手里有一部好的小说，又怎会担心卖不出去？
既然《明报》不要，康剑飞自然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他还有另外两个最佳选择——《东方日报》和《星岛日报》。
在香港，就《明报》、《东方日报》和《星岛日报》这三家报纸的销量最大，你追我赶的轮流坐庄“报纸销量冠军”，每期的销量都有十万份出头。
这段时间《明报》由于卫斯理系列的再度火爆，销量一度突破15万份，让《东方日报》和《星岛日报》大为头疼。康剑飞此时把《寻秦记》送上门去，如果这两家报纸的编辑有眼光的话，应该会如获至宝、大加包装推广。
康剑飞首先去的就是《东方日报》，这家报纸经常自称香港销量第一，此次连续几个月销量被《明报》压着，他们应该最急才是。
《东方日报》看来要比《明报》那边的人机警得多，康剑飞刚开口打听总编室在哪儿，就有个身材瘦小的年轻人过来问：“这位先生找总编有什么事吗？”
康剑飞放出大话道：“我有办法提高《东方日报》的销量，击败压在你们头顶上的《明报》，我想徐总编应该对这件事非常感兴趣。”
那年轻人叫云博，本是《东方日报》的普通记者，见康剑飞鬼鬼祟祟打听总编室的位置才过来问话的。没想到康剑飞语不惊人死不休，居然说能提高《东方日报》的销量，击败他们的死对头《明报》。
云博见康剑飞一脸的自信，似乎不像是作假。他有些拿不准主意，不知道康剑飞究竟是疯子，还是真正的高人。脑子一转，云博小声地对康剑飞说：“三楼靠左走第二个房间就是总编室。”
“多谢了。”康剑飞道。
看着康剑飞上楼去，云博也悄悄地跟上。若是康剑飞跟总编谈得拢，他就“不小心”地透露出是自己把康剑飞带上来的，多少有点引荐的功劳；若康剑飞被当成疯子赶走，他就马上悄悄溜走，当做从来不知道这回事。
《东方日报》的总编辑叫徐季新，50岁出头的模样，比《明报》的总编潘岳生看起来年轻一些。
“我有把握提高《东方日报》的销量。”康剑飞走进总编室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
徐季新果然被这等豪言给震（雷）住了，迟疑地问道：“恕我眼拙，请问你是……”
康剑飞拿出《寻秦记》的稿子，放在他办公桌上说：“徐总编可以先看看这个。”
徐季新现在还没搞清楚康剑飞到底是来干嘛的，稀里糊涂地翻开稿子。开篇的都市情节他并不喜欢，甚至想就此弃掉此书，不过接下来笔锋一转，居然来到了战国时代，徐季新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
同样一篇文章，不同的读者看了之后，反应也是不同的。
就好像一本网游小说，五十岁的读者看几段就不想看了，二十岁的读者却看得津津有味，这属于口味问题。
对于《寻秦记》，金镛就看不怎么顺眼，觉得这书笔调太轻佻，而且其肉戏俗不可耐。虽然情节新颖，或许可以卖出不俗的销量，但《明报》已经有了倪框的卫斯理系列，金镛对《寻秦记》便不作考虑了。
而徐季新则是纯以商业的眼光来看《寻秦记》，那么这本书的缺点就可以完全忽略了，许多情节都可圈可点，绝对能够热卖。
一口气看了好几万字，徐季新才把目光从稿子上移开，问康剑飞和胡俊才道：“二位先生怎么称呼？”
康剑飞道：“徐先生客气了，我叫康剑飞，这是我朋友胡俊才。”
徐季新已看出来二人是以康剑飞为主，胡俊才就是一打酱油的，便问康剑飞道：“这本《寻秦记》是康先生的作品？”
康剑飞笑道：“如假包换。”
徐季新开门见山地问：“康先生愿意将这本小说在《东方日报》上连载吗？”
“非常乐意，”康剑飞问道，“就是不知道稿费怎么算？”
徐季新道：“千字50元如何？”
康剑飞笑道：“太低了点吧？”
徐季新摇头说：“不低了，康先生是没有名气的新作者，这种稿件换在《明报》最多千字30元。”
康剑飞迂回辩驳道：“我怎么听说倪框的小说千字500元呢？”
“哈哈，那个稿酬可不能做为标准，”徐季新笑道，“黄玉朗半年前为了办新杂志，借着卫斯理热千金买马骨而已，想靠给倪框超高的稿费来造势，从而把自己的杂志给炒热，所以这千字500元的稿费虚得很。要知道，倪框在《明报》的稿费才千字180元而已。”
徐季新怕康剑飞不懂，又把香港报纸稿件的稿酬情况给他简绍了一下，这番介绍与表舅吴成刚那天说的大不相同。
吴成刚说专栏稿件是千字700元左右，但那只是名家的价码，比如请亦舒来写一篇影评，差不多就是这个数——《明报》最多给千字500元，《东方日报》才会给千字700元。而且必须是专业性和创造性极强的稿件才行，让亦舒随便写一篇杂谈的话，稿费不会超过千字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