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06年,他在保定通国陆军学堂学习时,一次上卫生课,日本军医教官抓起一块泥土放在桌上,轻蔑地对台下的中国学生说道:“这块泥土中有4亿个微生物,就像中国有4亿人口一样。”
身为教官,日本人太狂妄,也太没教养。蒋介石一听这话,一阵怒火从心头升起,他倏地站起身,挺胸昂首,急步走上讲台。只见他叭叭地把那泥土分成八块,指着其中的一块大声道:“日本有5000万人,是否亦像5000万个微生虫,寄生在这八分之一立方英寸的泥土中?”
日本教官从未想到一个中国人,一个他的学生,就有如此大胆之举,一时目瞪口呆,随之大怒。理屈词穷之际,见全班只有蒋一人剪了辫子,便一口咬定他是革命党。
蒋不亢不卑地答道:“只问你比喻对不对,不要问这题外事。”一时竟使日本教官下不来台,台下的张群等中国学生无不为蒋的爱国正气所折服。课后,日本教官仍是暴怒不已,不肯罢休,找到学堂总办赵理泰,要求严办蒋介石。
蒋很是幸运,没有碰上一个昏愦的软骨头。总办赵理泰不仅对蒋介石深为同情,而且对他的敢作敢为和民族正义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后蒋介石在几乎绝望的情况下,奇迹般地获得了4个赴日历学名额中的一个,很难说与此事无关,正是那次赴日,他结识了孙中山,开始了他日后飞黄腾达的军事、政治生涯。チ羧掌诩洌他的民族主义思想被进一步强化了。一度,他对邹容《革命军》爱不释手,早晚咏诵,就是睡觉也不放下。书中的反满思想和民族主义的论述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在给表兄单维则的一首诗中,表达了他久已积蓄在胸中的感情,诗写道:
腾腾杀气满全球,
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
东来志岂在封侯。
俨然一腔民族使命集一身的豪迈感。
然而,蒋介石的思想也像当时动荡的中国大地一样,在不停地变化着。十余年后,随着他在国民党内地位的不断提高,随着他个人独裁梦想的逐步成形,他开始意识到外国列强对于他个人目标的实现意味着什么。这时,他的那种企盼国富民强的理想开始不幸地萎缩了。在他建立起自己的独裁统治后,昔日的那个热血青年早已不见踪影,出现在中国人面前的依然是一个对外妥协、对内暴政的新军阀。中国人悲愤、叹息,扼腕顿足,哭泣着民族不幸,诅咒着太多的变幻。
1926年1月,他在谈到北伐的根本目的时,不再坚持“革命的第一目标为打倒帝国主义”了,而变为打倒北洋军阀。当时他曾振振有词地解释道:“打倒军阀是打倒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实质上仍是打倒帝国主义。”这时潜藏在他心里的封建意识公开化了。从这一天起,他开始了向封建主义的转化。
1927年3月,英美等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事件”,在无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以北伐军s扰领事馆为借口,用军舰突然向中国军民开炮,造成多人死伤。但作为中国新政权首脑的蒋介石,却不敢义正严辞地向对方抗议,为中国人作主撑腰。结果第一次与帝国主义者交锋,就软弱无力地败下阵来。“济南惨案”,他更是完全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之下,令北伐军绕过济南北上,眼睁睁地看着10多名中国外交官被日本人割鼻、挖眼,令人发指地残害了。这时的他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反苏反共的所谓民族主义者了,他已纯粹转变为一个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封建独裁者,一个新军阀,这既是国民党的悲哀,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望着渐渐隐去的薄雾,愈加清晰的群山,蒋介石心有所动。他一向认为毫无隐秘的群山未必真正最美,最美的恐怕还是雾中变幻多姿、充满神秘色彩的山峦,虚实相济,亦虚亦实。大自然如此,人世间又未尝不是。蒋的一生,尤其他在中国大陆的前半生,也确实忽左忽右、变化无常,这倒完全符合他的特点。
蒋介石并非一个光明磊落的政治君子,他总认为政治上的坦诚、直率是种幼稚,甚至是对政治的无知。在他日后的仕途中,他所以能叱咤风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政治上的狡诈、圆滑,两面三刀。翻阅历史,常使人惊讶不已。仅仅在蒋介石初揽大权至“九?一八”这几年间,他便多次处于内外交困的逆境中,有时甚至是与共产党和几乎整个国民党相对抗,但最后往往总是蒋介石侥幸取胜。最后他被共产党赶出中国大陆,对他的一生可说是一种必然的结局。但他的圆滑善变、反复无常,和善于进行政治投机的本领,是国民党内无人能与之抗衡的。
蒋常对人说,世上唯孙中山对他有知遇之恩,是个真正理解他、最受他敬重的人。但实际上,他对孙中山却远没有他说的那么恭敬。他不止一次地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含沙s影,直接攻击孙中山。1924年6月24日,他在黄埔军校对学生训话时,公开说道:“我们革命是以主义为中心,跟着这个主义来革命,认识这个主义来革命的。决不是跟着一个人,或者认识一个人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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