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改变这种情况呢？不然分析治疗就不得不放弃了，不过，要是像你所说的那样在每一次分析中都会发生同样的情况，那就根本不可能完成任何分析了。“
我们起初总是利用这一情境以便从中学到一些东西。然后我们所学到的东西也许能帮助我们掌握这种情境。我们成功地把每一种神经症——不管其具体内容如何——都转换成一种病态爱恋的状态，这难道不是一个极为值得注意的事实吗？
这一经验必然不可动摇地加强了我们的信念，即一部分不正常的性生活构成了神经症的基础，这一发现使我们再次有了坚实的立足点，能够大胆地把这种爱恋本身当作分析的对象。
此外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另一种情况，作为分析对象的爱恋并不是在每一个实例中都表现得像我刚才所描述的那样清楚，那样暴露。为什么呢？
我们很快就能搞清楚的。患者的爱恋中纯感官的、敌视性方面越是想表现自己，患者对它们的反抗就越强烈。
他就在我们的眼前同它们进行斗争，试图把它们压抑下去。现在我们知道了事实真相。患者是在以爱上分析者的形式重复他曾经经历过的精神体验；他是把他头脑中现存的并与他的神经症关系密切的精神态度转移到了分析者身上。他还在我们的眼前重复他生活中被遗忘的那一阶段的全部历史。
因此，他真正向我们展示的是他个人生活历史的核心部分：他是在明确而又主动地再现这一内容，仿佛此时此地正在发生，而不是他在回忆。
这样一来，移情的谜就解开了，分析工作就能继续进行下去——在本来似乎是对分析工作的一大威胁的这种新局面的帮助下。
“这真是太巧妙了。
可是患者真的这么容易相信自己并不是爱上了什么人，而只是被迫重演一出旧戏吗？“
现在一切都取决于这一条件了。c纵“移情”
的全部技术就在于导致移情产生。
正如你所见到的那样，分析治疗技术的要求在这一点上达到了最大极限。在这儿可能犯最严重的错误，也可能获得最大的成功。
试图以抑制或忽视移情的方法来躲避困难将是愚蠢的，因为在治疗中所做的其他任何事都不值得被称作分析。每当患者的移情神经症的种种麻烦一出现就把他打发走，也是同样没有道理的，而且还是怯懦的表现。
这就好像是一个人念咒招来了鬼怪，等它们一露面又连忙逃之夭夭一样。
诚然，有时除了避而远之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在有些病例中，我们无法驾驭像脱了缰的野马似的移情，因此分析只好中断。但是我们至少必须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同这些邪恶的精灵进行一番搏斗。
屈服于移情的要求，去满足患者情感上和感官上的yù_wàng，不但受到道德观念的正当禁止，而且也完全不能充当达到分析目的的技术方法。要想通过使神经症患者能够不加修正地再现他头脑中现成的无意识铅版的方法治好神经症患者是办不到的。
如果我们想要同他达成妥协，向他提供部分的满足，以换取他在分析中的继续合作，我们就必须提防不要陷入那种可笑的境地，就像让一个牧师去说服一个病人信奉他的教义那样。结果，病人对他的说教无动于衷，而这位牧师最终必然只好放弃努力。解决移情情境的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把这种情感追溯到患者的以往经历，或者是像亲身经历的那样，或者是像他通过想象力中的愿望满足行为所描绘的那样。这就要求分析者具有高超的技术，极大的耐心，并保持头脑冷静，善于自我克制。
“你认为神经症患者是在哪儿体验到这种移情爱恋的原型的？”
在童年时代，一般都是通过同父母中一方的关系体验到的。你一定还记得我们把这种最早期的情感纽带看得多么重要。所以走到这一步。整个分析过程也就到头了。
“你终于讲完了吗？
我对你所讲的这些还有一点糊涂。
我只想再请你回答一个问题：从事分析工作所必需的技术怎样以及从哪儿才能学到？“
目前有两个教授精神分析学的机构。
一个在柏林，是由那儿的精神分析学会会员迈克斯。埃廷根医生创建的。另一个是由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用自己的资金、作出相当大的牺牲创办起来的。这两个机构的权威人士所起的作用同这一年轻的事业所存在的许多困难相比，还是相当有限的。
眼下伦敦的精神分析学会正在那儿开办第三个训练机构。由欧内斯特。琼斯医生负责。
在这些机构中，接受训练的学员自己也要充当分析的对象，还要接受理论指导，听教师讲授一切对他们起到重要作用的课题，当他们获准初次尝试对一些比较轻微的病例进行分析时，他们能得到资历更老、经验更丰富的分析者的直接指导。
这一训练大约需要两年时间。
当然，结束这段训练时间之后的学员也还只能算是一名新手，还不能充当老师傅。
接下去所需要的经验必须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必须通过精神分析学会中青年会员与老年会员之间的交流思想而获得。分析活动的准备工作也决不是如此容易，如此简单的。
任务是艰巨的，责任是重大的。
但是，任何一个人，只要他通过了这门教程，只要他已经分析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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