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68年生,沈阳人,两个月前搬到艺术村,自由职业者):
〃88年,我从辽宁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业会计专业毕业。来京前,我在《东北经济报》当了一年记者,89年11月《东北经济报》停刊,报社给了我们每人2000元遣散费。以后我就来到了北京,来北京大部分原因是为了女朋友。我的女朋友现在北京读大学,她是从内蒙考来的。说起来也很有意思,小时候我曾在内蒙待过8年,那时候我就梦想过,长大我要与蒙古姑娘结婚,89年我去了一趟内蒙,很偶然地我和她遇见了,而且都回忆起小时候曾见过面……我是因为爱情到北京的。
〃报社给的遣散费早就花光了,91年我与一帮人一道为台湾节目主持人凌峰写脚本,他给我们租房子,发工资,视脚本的好坏发奖金,后来因为有磨擦,我退了出来。然后,又在刘绍棠办的文学协会搞的文学讲习班给人讲过课,与人一起办过公司。92年4月,我搬到艺术村,想玩玩,交点画家朋友(对画家我一直很偏爱),我和他们一样都是自由民嘛!另外也想搞出点好诗来,我觉得中国当代诗太刻意了。最近,我一直在北大干活,帮人抄稿,千字一块五,无所谓,生活嘛,村里还有位云南来的写的,在搞校对,千字三块。桥那边还有一帮搞摇滚的,晚间新闻乐队,以前都是海淀的混混,富得很,大把大把花钱,自从迷上摇滚后,变得很安分,但也穷了,连把吉它也买不起,他们那把吉它残破不堪,后来我将我那把红宝石给他们玩……
〃流浪这种现象,实际上我们国家早在20年代就有,那时北大红楼不就住过沈从文、胡也频这些人吗?(毛泽东也来北大打过工呢!)北大一哥们想以圆明园现象为题写毕业论文,题目报上去,指导老师把它毙了,说20年代那些人是一代大师,今天这帮人不过是盲流不可同日而语。毛利的《流放者归来》里,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纽约的格林威治村,那里房租便宜,有3个地下酒吧间(当时美国禁酒),一帮搞艺术的就在那里居住,如海明威、菲斯吉拉德、刘易斯还有毛利本人等等,后来许多人成为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我常跟一些哥们儿说圆明园是中国的格林威治村。我不同意流浪画家的叫法,流浪这个词太轻松太浪漫,有些诗人从来没有流浪过,整天坐在家里无病呻吟,他们幻想的浪漫就是去流浪。而我们的流浪则是一种流落,是被迫走到这一步的。很多来过这里的人,包括村民,觉得画家们很自在,每天不用上班,还能睡睡懒觉什么的,其实,这只是外表,精神上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是世界上最大的,他们是精神上的流放者。我特别尊敬他们。我觉得生活方式对艺术观的影响非常大,那些被国家养起来搞艺术的人,是不会背叛正统观念的,因为背叛就意味着失去一切。
〃我还有一点感想,觉得北京真不错,能容忍我们这样一帮人存在,在别的任何一个城市我们都可能会被赶出去。〃不喜欢他们但羡慕他们
〃鸳鸯飞来成呀成双对,
相爱的人儿呀配呀配成双。
劳动人看那劳动人好,
你才是妹妹心上的人。〃
西苑娄斗桥一间小屋里,录音机正在放着《河套情歌》。〃我特别爱听民歌,民歌中又最偏爱西北的,《河套情歌》我几乎天天要听一遍……〃小屋的主人牧羊(假名)这样说道。
牧羊是安徽一所师范学院的讲师,讲完课后来京的。擅长剪纸及中国彩墨画,多年来一直酷爱中国乡土艺术。85年曾在南京举办《版画双人展》,88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首届剪纸大奖赛》中获一等奖,91年在日本东京世田谷美术馆举办剪纸个展。
〃来北京,对我来说是迫不得已的事。我总得离开老家才行,婚姻的家庭的种种烦心事都着我不得不离开。有时我也真觉得对不住儿子,他才6岁,他妈妈也忙得顾不上他,我又管不了……〃
他是一个传统观念很强的人,他的离婚是因为老婆坚决要离。后来他又与一个大学生好上,3年来他们一直相爱,但毕业以后,那姑娘也突然离他而去,另嫁他人。女人的任性女人的多变令他痛苦烦恼。他的单人床床头上,贴有他用宋体书写的座右铭:〃宽厚的 经验的 稳重的〃
他有几个朋友都住在福缘门村,而他却住在与福缘门隔着一条马路的娄斗桥,〃娄斗桥正对着北大西门,去北大食堂很方便。福缘门那边乱哄哄的,我不想跟那帮人搅到一块,你看那些所谓的艺术家,头发留得长长的,整天喝酒搞女人,没有饭钱就到别的画家那儿吃大户,连糊口都成问题的人还谈什么艺术?我觉得老百姓哪怕一个卖菜的、一个捡垃圾的都比他们可爱,而且老百姓的痛苦要比他们深重得多……不过有时我也很羡慕他们,放得开,什么也不管不顾今朝有酒今朝醉,活得很轻松,那些来村子里的女大学生们还特别崇拜他们,为他们做饭陪他们睡觉,甚至拿自己的钱来养活他们。当然村里也有一些很不错的画家,能吃苦,肯用功,象老弓、小田这些人我都很喜欢。我的一个学生也在村里租了间房住下,就住在魏林的隔壁,那个地方有个猪圈,味道很大,苍蝇蚊子很多,我去看他时,他的屋里、灯绳上、头上爬满了苍蝇。黑灯瞎火的,他还趴在地上烧灶煮饭吃,我看了心里真是难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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