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焦氏毕竟见过大世面,她一挑门帘出来,一边给儿子打水洗脸,一边不慌不忙地说:“儿啊,当男人就得拿捏起男人的样来,等你媳妇来请你吧。”
果然,张桂云挺着大肚子,眼睛红红地进来了,她说昨天夜里她的6个哥哥已经连夜把他们的家搬到厂里了。“你……怎么这样?日子不过了?”徐治国气得说不出话来,身强力壮身高1米68的张桂云一步跳到跟前,眼却看着徐焦氏,高声大嗓地说:
“过日子?这日子还怎么过?婆婆不像婆婆,儿子不像儿子,丈夫不像丈夫——徐治国,你说,你想怎么过?”
院子里的街坊邻居把徐家围得里外三层。婆婆和媳妇天生是冤家,所以媳妇们就点头的点头,帮腔的帮腔。这是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的时候,院里铁扫帚队的老媳妇张大嫂带着红胳膊箍大喝一声:
“张桂云这是革命行动,这是向旧社会的恶习勇敢宣战了。打倒资本家的姨太太!打倒姨太太!”
在铺天盖地的口号里,徐焦氏从此灰溜溜关门堵窗不敢出门。
结果家就轰轰烈烈分了。从此徐治国两头跑,受不尽的夹板气。直到1990年,徐治国分了新房,一家人才团圆到一起。张桂云和徐焦氏却早已仇深似海,恨不得话都不说。
当然,这些故事是张桂云的一面之词,真实性有待考证。怎奈徐老太太对旧事讳莫如深,连她从小养大的大孙女徐海霞都问不出来。到老太太第二次中风时,又找了老保姆杏花,一家六口随着徐治国的官职往上升,房子越住越大。
1997年,福利分房取消前的最后一次分房,局里要分给徐治国东海路的高层公寓房,但老太太说她在老市北区住了半辈子,现在的房子座落在山坡上,从窗口可以俯瞰文革前她住过的小楼,这里千金难买,不搬。这一决策使张桂云至今耿耿于怀。总之,徐焦氏和她媳妇张桂云的战争一天没有停止过,不论住在哪里,30年如一日,丝毫没有改变。
徐海霞回来这天正是周末。张桂云下午早早地准备晚饭,再过一会儿,小闺女徐海燕就会带着她的大头儿子和她儿子的小头爸爸,浩浩荡荡回来吃饭。
伺候老太太的老保姆杏花也被张桂云叫过去择菜,一袋子芸豆还没择完,老太太就在叫唤:“杏花,杏花,快来!快来!”杏花跑过去一看,老太太张开嘴一阵干咳,动作夸张而狡黠。她把痰盂递过去吐完了痰,刚折回厨房,还没择两根菜,老太太在那里一声接一声“咳咳”地清嗓子,又是“杏花杏花”叫得山响。
“嗓子怎么又出毛病了?”杏花问,张桂云在厨房冷言冷语地说:“怕是心有毛病吧。”她撂下手里刮的土豆,一把就把芸豆袋子夺过来,把杏花推出厨房,斜着眼往老太太屋看了看说:“快别没事找事了。”
老杏花刚走出厨房,正赶上徐海霞失魂落魄地推门进来,几乎把她撞个趔趄。
“谁啊,谁来了?”老太太在屋里面大声叫。
“你的亲人来了,海霞回来了。”张桂云y阳怪气地冲里屋喊。
“快来,海霞,你干什么去了?怎么好几天不回来了,想死我了。”老太太还没说完,海霞就被杏花推进来了。
“海霞,你怎么了,怎么这么个气色?是不是病了?”老太太摸着她心肝儿的手说。
“乃乃,就那样,你不是说我从小是个黄脸蛋嘛。”海霞心虚地敷衍她乃乃,假装伸头往厨房看。她妈在那里洗蛤蜊,流水“哗啦哗啦”地和蛤蜊们冲撞着,“吭啷吭啷”地带着怨气。
徐老太太显然腰板直了起来,现在家里三比一,她胜。她说话也就硬朗不少:
“你不知道海霞,我这个有病的人,又不能出门,还净找事,真是给人家添麻烦了,还得看人家脸色,谁叫咱现在不能干活了哪。你说你也不赶快结婚,结了婚我就跟你住去,不用整天在这烦人了。”
“妈,你快别说这些话了,谁烦你了?这不是在给你做你爱吃的土豆熬芸豆,你牙不好,整天给你剁菜吃,还得怎么的?”张桂云的声音从厨房传出来。老保姆杏花也“是”“是”地点头,老太太更来了气,指着杏花说:
“你也变了心了。你走,你走!不用你伺候我了,我有海霞就够了。”
“妈,你这是说些什么,真是对你好也不好,不好更不好,你叫俺怎么着才好?”厨房里水龙关了,张桂云的声音格外的大。
“呜呜呜,海霞,你听见了,你说你快30了也不赶快结婚,找个差不多的就行了,我跟你过,我还想给你看孩子哪。你看看你不结婚,让你妹妹抢在前头,连祖传的金锁你都捞不着,可称了那些人的意了,我想起这事就窝囊,这里的人心都坏了。”
老太太撕了块卫生纸擦鼻子,“噗”地一声就摔到地板上,斜着眼看厨房。厨房里鸦雀无声,老太太又“嘿”地一声笑起来,笑得肩膀头乱颤,露出胜利的笑容。
但好景不长,局势很快就改变了。门外响起了“噔噔”的上楼声,“姥姥,姥姥!”4岁多的琛琛先跑进来,后面跟着徐海燕和她丈夫丁文革。徐海燕一身亮丽的r白色套装,拎了个精致的咖啡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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