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告奋勇帮她刨土豆。我到她那儿的时候，哈尔拉姆已经在那儿了。他在我之前就非要上那儿去不可。她没告诉我。可是，也不能为这事儿打架呀。于是就两人一块儿干活。在最坏的天气里刨土豆。又是雨又是雪，一片烂泥。刨呀，刨呀，点燃了土豆秧，用热烟烤干土豆。嗯，刨完土豆她同我们公平地算了账。她打发哈尔拉姆回去，可对我使了个眼色，说还有事儿找我，让我以后再来，要不就留下不走。
“过几天我又上她那儿去了。‘我不想，’她说，‘让多余的土豆被人没收，被国家征收去。你是好小伙子，我知道你不会出卖我。你瞧，我什么都不瞒你。我本来可以自己挖个坑，把土豆藏起来，可你瞧外面什么天气。我明白过来已经晚了，冬天到了。一个人干不了。给我挖个坑，我不会亏待你。咱们烤干了，倒进去。’
“我给她挖了个坑，为了藏得严实，挖得下边宽，出口窄，像个瓦罐。坑也用烟熏干、熏热。那天正刮着暴风雪。把土豆藏好，盖上土，该做的都做了。一点痕迹都没有。我当然没对任何人说起挖坑的事，对妈妈和妹妹们都没说。决不能干那种事呀！
“就这样，刚过了一个月，她家就被人抢了。从布依斯科耶村来的人经过那里，他们说，大门敞开，全部东西被洗劫一空。寡妇不见了，那只名叫‘大嗓门’的狗挣脱了锁链，跑了。
“又过了些日子。到了新年前后，圣诞节前，冬天头一次解冻的日子，下起了暴雨，冲净了土丘上的雪，融化到地面。‘大嗓门’跑来了、用爪子在露出的地面上刨起来。那儿便是埋土豆的坑。它扒开湿地，往上刨土，刨出穿着系松紧带皮鞋的女主人的脚。你瞧多可怕！
“韦列坚尼基镇的人都可怜寡妇，为她祈祷。谁也不怀疑哈尔拉姆。又怎么会往他身上想呢？怎么可能呢？倘若是他干的，他哪儿来的胆子留在韦列坚尼基镇，在镇子里大摇大摆地走呢？他早跑得离我们远远的了。
“村子里好闹事的富农对行凶的事很开心。他们要把村子搅乱。瞧吧，他们说，城里人干的好事。这是对你们的教训，惩罚。别藏面包，理土豆。他们这群混蛋反复说，树林子里有强盗，仿佛看见小村子里来了强盗。实心眼的人们！你们别再听信城里人的话了。他们这是要给你们厉害看呢，饿死你们。要是愿意村子好的话就跟我们走。我们教会你们长点脑子。他们把你们用血汗挣来的东西夺走，查封，你们呢，就把余粮藏起来，连一粒多余的麦子都没有。如果出事就拿起耙子。谁反对村社就当心点。老家伙们吵吵开了，吹牛，聚会。好搬弄是非的哈尔拉姆要的就是这些。他把帽子往怀里一揣就进城了，到了那儿一报告。你们知道村里在干什么吗？可你们坐在这儿子看着？需要成立贫农委员会。发话吧，我马上就把兄弟同兄弟划分开。可他自己从我们村里跑了，再没露过面。
“后来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谁都没暗中使坏，谁都没有错儿。从城里派来红军战士。设立了巡回法庭。头一个审问的便是我。哈尔拉姆散布了我很多坏话，说我逃跑过，逃避劳役，煽动村里人暴动，杀死了寡妇。把我锁了起来。幸亏我撬开地板，溜走了，藏在地下的山d里。村子是在我头上烧的——我没看见。就在我头上，我亲娘跳进冰窟窿里了，我当时并不知道。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他们分给红军战士一座单独住宅，招待他们喝酒，把他们灌得烂醉如泥。夜里木小心烧着了房子，把临近的房子也引着了。村里的人，谁家房子着了火，都逃了出去，外来的人，虽然没人放火烧他们，却明摆着都一个个活活烧死。谁也没把遭了火灾的韦列坚尼基镇的人从烧焦的房子里赶走。他们害怕再出什么事自己逃走了。黑心的富农们又散布谣言，十岁以上的男人统统枪毙。我爬出来的时候一个人也没碰见，都跑光了，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流浪呢。”
医生和瓦夏在一九二二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开始的时候，走到莫斯科。天气晴朗而温暖。照耀着救世主大教堂的阳光，洒在铺着四角石块、石块缝隙里长出杂草的广场上。
取消了禁止私人经营的命令，允许严加限制的自由贸易。只限制在旧货市场上进行旧货交易。它们只在规模极小的范围内进行，这种极小规模的贸易助长了投机活动，造成人们舞弊。生意人的这种小规模的投机倒把活动没增加任何新东西，对缓和城市的物资辰乏毫无益处。这种无意义的十几次的倒卖却使有的人发了财。
几个极其简陋的图书室的所有者，把书从书架上取下来，运到某一个地方。他们向市苏维埃申请开设一家合作书店，并请求批给他们开业场地。他们获准使用革命最初几个月便关了门的空闲的鞋店仓库和花店暖房，便在它们宽阔的屋顶上出售他们所搜集到的几本薄书。
教授夫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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