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全海说:“这是杜善人的侄儿,在伪满当过二年国兵,‘八·一五’后,从长春回来。”
萧队长道:“把这个人留下。”
郭全海问:“怎么的?地富成份不行吗?”
萧队长说:“地富成份也行,当二年国兵也不要紧。问题是他从长春回来,怎么去的,怎么回来的,要搞清楚。我们不能叫一个来历不清的人混进我们的军队里去。”
萧队长瞅着名单,又把李毛驴、老孙头、老初、小猪倌等等的名字都抹了。张景瑞的哥哥张景祥早参军了,他家里要求把他留下来,萧队长也把他名字涂掉。一百二十八个人里头,他挑来挑去,通共挑了四十一个人,这四十一个人都是成份占得好,岁数是十八岁到二十八岁的结实小伙子。农会的灶屋,三个大师傅,剁菜,炖猪肉,切咸菜,安排明儿欢送参军的酒席。西门的木头门框上,民兵用山里拉回的松枝,扎着彩牌楼。小学校的课堂里,点着两盏豆油灯,白大嫂子,赵大嫂子和刘桂兰领着十来多个妇女,用红色的油光纸,扎着大红花。
三星晌午,刘桂兰才回到家里。她给郭全海煮好的四个鸡子,他没有吃。他们又唠了一宿,到天亮时,郭全海先起来穿戴,对刘桂兰说:“今儿不要再哭了,知道吗?”
刘桂兰擦干眼窝说:“知道。”
郭全海走进灶屋,挑起水筲,上外面的井台上,挑回一担水,放下水筲嘱咐刘桂兰:“下晚多挑两挑水,灶坑边上,别堆乱柴火,小心火烛。”往后又到马圈边,给青骒马添一些谷草,加一点豆饼;又回屋里找到一把铁梳子,梳着马毛。他嘴噙烟袋,屋前屋后,都细看一遍。柴够一年烧的了。谷草少一点,他叫刘桂兰在种大田前,多编点草帽,交农会去外屯换些谷草。他又吩咐了一些家常,民兵来请他赴席,他就走了。
这是阳历四月里的一个清早,冰雪都化了。屯子里外,只有沟沟洼洼,背荫洼地里,星星点点的,还有一点白色的雪点子。道旁的顺水壕里,浑绿的水,哗哗地流淌。一群一群的鹅鸭在壕里游走、寻食和鸣叫。大地解冻了。南风吹刮着,就是在清早,风刮在脸上,也不刺骨了。柳树和榆木的枝上冒出红的小疙疸,长着嫩绿的叶芽,远远一望,好像一片贴在蓝玉的天上的杂色的烟云。小家雀子在枝头上啼噪和蹦跳。家家的洋草屋顶上,升起白色透明的炊烟。家家的院子里,柴火垛赶上房檐似地高。房前屋后,在没有篱墙,没有障子的地方,都堆起一列列的柈子,整整齐齐的,像是木砌的一垛一垛的高墙。
牲口都添喂豆饼和高粱。犁杖、耲耙和锄头都摆在院里,人们准备春耕了。
太阳透过东边的柳梢,屯子里的各种乐器都响了。首先是锣鼓和喇叭,跟着是小学生的洋鼓和军号。民兵、儿童团、小学生、老年团、农会和妇女会都在公路上,排成了队伍,农会的红绸子旗子,在空中飘荡。三挂四马拉的四轱辘大车,越过人群,往西门奔去,为首一挂车上赶车的是老孙头,他的大鞭上吊个红布条子。大车赶出西门外,停在公路上等着。喇叭吹着《将军令》,军号和鼓乐一齐伴奏着,欢送着从农会里宴罢出来,往西门走着的四十一个人。队伍跟随着他们,到了西门,都停下来。以郭全海为首的四十一个参军的青年,冲南面一字儿排列在西门外的公路旁。锣鼓停了,海笛奏细乐。妇女会的正副会长白大嫂子和刘桂兰从行列里出来,手里拿着许多红色的花朵。刘桂兰走到郭全海跟前,喇叭吹着《将军令》。男女老少的眼睛都望着他俩,眼光里含着惊奇和敬意。老孙头老伴低声地跟旁边的老王太太说:“才二十来天,一个月还差几天。”
老王太太说:“还不是为咱们大伙。我那大小子也非去不行。”
她们声音低,没有人听到。人们都望着刘桂兰把一朵带小铁丝的红花往郭全海的胸脯上簪着,郭全海起首不望她,往后,眼睛不由自主地落在她的泪水汪汪的眼睛上。他小声说道:“收拾了蒋匪,我就回来的,不用惦念我。快擦干眼窝!”刘桂兰哽咽着,没有吱声。她的眼泪和郭全海的小声的话语,只有贴近他们站着的老田头看到了和听到了。这老头子也用冒着青筋的枯干的右手,擦擦自己的眼窝。这时候,刘桂兰的手颤了,手里拿着的红花掉下一朵,一阵风把它刮走了。刘桂兰慌忙拿起另外一朵化,簪在郭全海的棉袄前胸的扣眼里,从他跟前走开了。被风刮走的红花,停在第一挂大车的跟前,老孙头见着,忙跳下地,把花捡起来,插在自己棉袄的扣眼里,旁边小猪倌笑着说道:“看老孙头也戴光荣花了。”
老孙头笑眯左眼说:“参军的光荣,咱送参军,也沾点光。这回咱也报了名。萧队长叫咱留下,说在后方赶车也重要。要不是叫他留下,咱也走了。有出息的人,谁乐意呆在家里,守着老婆子,成天听她絮絮叨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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