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后来沈鸿烈守不住青岛，撤退的时候下令焚毁一切日企和日本人的房屋。很多日侨一辈子的积蓄化为乌有，后来听说有不少捶胸号哭者。
辛辛苦苦搬到武汉以后，由于国府组织不得力，再加上武汉当地非常不配合，大部分工厂都没能尽快复工。在迁汉的148家企业中，复工的只有二十多家，且多为小企业。实际上有的企业在等待四五个月之后感觉希望渺茫，自己自行迁往四川去了。
到了年底，武汉估计也不能守，资源委员会的工矿调整处（负责整个内迁工作的正式机构，成立于37年9月）就开始动员武汉的企业也向西转移。
武汉当时的工业，比起上海要落后太多。而且武汉工业有一个特点，就是纺纱厂特别多。这个时候正是打仗的时候，棉纱一日三涨，正是纱厂赚钱的好时候。所以正在开足马力生产，如何肯走？国府38年元旦前后开会动员纱厂搬迁，一直磨到6月份，绝大多数纱厂都不愿意动。
到了38年的6月29日，敌军已逼近马当防线。国府对于武汉工厂的怀柔政策终于执行不下去了，7月间下令拆迁武汉所有对后方的军工、民生有用的工厂，这两大标准一出，哪个企业不符合？不符合还卖什么产品？这一次国府明显吸取了上海的教训，决心不留任何工业资敌。武汉拆迁的首要对象就是纺织印染厂，其他工厂只要达到五千元以上的，包括一切有用的物资设备，统统拆走。来不及拆走的，一律炸毁。这个时候已经提出了“焦土抗战”的战略，武汉就是第一个试验品。
在38年9月底武汉失守前，除上海迁来的148家之外，武汉一共迁出168家民营工厂。这一次武汉的拆迁，组织得明显强于上海。不光是准备充分，而且政策也从劝迁调整为强拆，这一改变充分说明国民政府同样也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所以武汉的工业没有给日军留下一点底子，这对于一步一步削弱日军的作战能力当然具有极大的意义。
整个这一次工矿内迁，开始于1937年的8月12日，结束于1940年底。民营工矿迁到西部的总共是639家，这其中由国府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处协助搬迁的是448家，自行迁厂的是闽浙两省的191家企业。
而国营工矿尤其是兵工厂，隶属于国府兵工署的迁了14家，隶属于资源委员会的迁了18家。兵工厂当中，先后内迁的就有金陵兵工厂、巩县兵工厂、济南和广东兵工厂以及中央修械厂。还有几个较高技术的军工企业，比如军用光学器材厂、广东防毒面具厂、中央杭州和南京两个飞机制造厂。
到了40年6月，内迁的18家兵工厂成为中**事工业的主体，生产能力已经从整体上超过了战前的水平。**作战中消耗比较大的机关枪弹、迫击炮旦和手留弹，分别增长了677%、867%和165%。大后方的军工厂，40年已经能充分满足**需要的重机枪、迫击炮、枪掷弹筒、枪掷榴弹和手留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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