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炀帝第三次来到江都的这段时间里,北方大地已经乱成了一锅粥。面对乱局,炀帝选择了逃避,或许,他是想坐山观虎斗,等中原诸雄相互残杀,两败俱伤。但是,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逃避往往不是应有的态度,因为这根本无济于事。)
隋炀帝第三次南下江都,无非是不愿意参与到中原的战火中罢了。三下江都标志着隋炀帝已经彻底放弃了对国家的控制权和领导权,此时的社会状态与东汉末年非常相像。皇权旁落,中央集权的向心力不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权的争夺,则即将在中原诸雄中爆发。唯一不同的一点是,这些乱世枭雄,没有人想像曹操一样挟天子以令诸侯,因为他们知道,隋炀帝和汉献帝不同,汉献帝年幼无知,这样的人最适合做傀儡,而隋炀帝早已过了做傀儡的最佳时机,且他之前的所作所为已经失信于天下,人人恨不得得而诛之,所以谁拥护隋炀帝便无异于助纣为虐,或许能得一城一地,但终究会失去天下人的拥护。“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这个道理无人不知。
自秦至清,这是中国社会一经改朝换代就要出现的现象。秦末有以楚汉为首的众诸侯之争,汉末有以曹操、袁绍为主导的群雄争霸,隋末有以瓦岗军、河北军、江淮军为首的农民战争,唐末有严重的藩镇割据现象,元末、明末皆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唯一不同的是宋朝,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北宋末年虽然有方腊起义和宋江起义,但其规模远远达不到秦末、汉末、隋末那样的乱世程度,北宋和南宋都亡于少数民族之手,北宋被金所灭,经历“靖康之变”之苦,南宋则直接被来自北方的蒙古铁骑踏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为什么历朝历代走下来,只有南宋和北宋末年没有出现这样大规模的乱局,可以“独善其身”?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宋朝政权的特点与其他朝代有着本质区别。在封建社会这个大框架下,学术界把两宋都划入其中,这当然无错,无论是从两宋的政治建制(宋的建制虽然有所改动,但基本承唐而来)还是经济体系来看,两宋依然未脱君主**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形态,但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两宋皆已不符合封建大一统国家的概念了。因为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皆有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与之对立。北宋北方有辽,南宋北方有金,两宋西边还有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我们纵观两宋军事史,北宋在对辽和金的战斗中屡吃败仗,南宋则更是偏安一隅,自岳飞死后,便无力发动大规模的北伐。西夏政权同样不可忽视,好水川之战、三川口之战,西夏军打得宋军大败而逃,宋军主将任福战死。汉唐虽然也有少数民族政权与之并立,但在屡次战役中,汉族政权依然牢牢占据着主动权,少数民族政权的实力与其差距是相当大的,故而匈奴分裂后呼韩邪单于才会一心想归附汉朝,唐太宗李世民也才能凭借这样的差距优势成为天下共主,成为少数民族口中的“天可汗”。这就是汉唐与宋的不同。所以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没有办法构建一个辽阔的版图,只能龟缩于东南一角,北宋还好,南宋尤甚。秦汉隋唐则不然,这四个政权凭借强大的实力,都在中国大地上画下了自己辽阔的疆土,拥有着对东亚的绝对控制力。但是当一个国家的集权达到巅峰,往往就要乱自内生,因为外界没有足够可以威胁它的力量,这也是人因权力、金钱而产生的劣根性在作祟的必然结果,百姓的生活就会出现比较大的起伏。相较之下,北宋南宋反而没有那么严酷,北宋南宋的市民文化生活是非常丰富的,商业发达,城市兴旺,才子佳人辈出。以前在网络上曾经流传过一些“如果你有穿越时空的能力,你最想穿越到哪个朝代”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经常关注历史的网友都回答是宋朝,因为那是人民最富庶、生活幸福指数相当高的一个时代。所以,强硬的政治约束与生活控制只能给一个政权带来颠覆与灭亡,急政暴政导致的是万千人民熊熊燃烧的怒火,老子所讲的“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正是此理。水是天下之至柔,但同时柔赋予了水更多的韧性,所以水无所畏惧,强硬起来,水能克火,能融冰,柔弱下来,水能裹住世间万物,政治应当如水一样富有弹性,如果像坚硬而寒冷的冰锋一样,那么到头来只能与社会碰撞得头破血流。
隋朝正经历着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
以李密、翟让为首的瓦岗军率先发难。前文提到过,李密曾建议翟让攻打当时隋朝最大的粮仓——洛口仓。《旧唐书·李密传》记载:
(李密)寻复说让曰:“昏主蒙尘,播荡吴、越,群兵竞起,海内饥荒。明公以英杰之才,而统骁雄之旅,宜当廓清天下,诛剪群凶,岂可求食草间,常为小盗而已!今东都士庶,中外离心,留守诸官,政令不一。明公亲率大众,直掩兴洛仓,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先发制人,此机不可失也!”
李密的分析基于他长远的战略考虑,攻占洛口仓的目的,正是面向当今天下最紧迫的需求——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百姓自然纷纷归附,英雄豪杰也能倾心相助,到时就有了争夺天下的资本。这样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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