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魏承恭看看这位同志，忽然觉得跟他聊聊这一次的战斗应该也能有所收获，于是道：“不说这个了，这位同志这么称呼？我姓傅，叫傅义豪，你可以称我傅同志。”
“谭天，八军团21师62团1营2连2排1班战士”
“谭天同志，这次战斗，你们的部队打得怎么样？”
“你问这个干什么？”这位战士立刻警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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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这个故事链接两个时空，写的时候也就不免对两个时空多一些·比·较·思考，然后就有了些比较思考之后的结果，比如昨夜，忽然想到的这个：
管子说“不患贫患不均”，意思是什么就不多说了。那么，比“不均”更“患”的呢，当然就是“贫而不均”——常公政权活脱的写照，在总体生产水平低下，总体供应严重不足的条件下，再施行“不均”，而且是极度“不均”的分配方案，你让“贫”的人怎么活下去？所以说常公政权不亡简直没天理。
到了太祖时代，基本解决了“不均”问题，此时虽“贫”但是却“均”，“均”了，所以“无患”。所以这个时代的人对政府的怨气，是最少的，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有很多人在怀念，而且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那种“均”都被人们所怀念，所向往（即使在今天的西方国家，也有不少人向往“毛时代”）。因为那个时代的中国确实做到了世界各国历史上都不曾有过的，社会财富社会资源大致均衡分配【苏联曾经短暂做到，但只是昙花一现，伴随着官僚系统的腐化堕落，均衡也就没有了。说到这里，顺便说一下，苏联的军事拖垮了经济，这个不假，但是经济垮了并不一定会亡国，经济垮了最多让苏联失去与美国抗衡的能力，但是不会亡国。我就不信91年的苏联其困难程度能比19年更甚，19年的时候挺过来了，没理由91年反而挺不过去。苏联真正挺不过去的原因，我觉得还是领导者已经失去了和人民同甘共苦的决心和意志，而人民也已经对统治者彻底失望。否则的话，采用战时经济体制，严格社会财富分配，出口武器石油天然气（给印度）换取粮食，只要能像我们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那样勒紧腰带，撑过去一年，有乌克兰这个东欧粮仓在，肯定能做到粮食自给，有了粮食就能做到稳定。稳定之后，花十年时间，就算发展不起来轻工业——如果真要发展，肯定能发展起来——也能与当时的中国做到轻重工业互补，这就能让国内的民生环境大大好转。苏联跟中国不同，在外部基本不会遇到威胁（那个国家敢对苏联动武？），只要老百姓满意了，还怕政权不稳固吗？好吧，话题扯远了，所以说，苏联真正亡，其实还是亡在“不均”上，这一点，我们应该注意，避免重蹈覆辙】即使是在某个时期，被扔到牛棚去的那些人，一来是少数，二来即使是他们，在被下放之际，也少有怨言者。（地效看过的某部访谈如是说）
到了邓公时代，有了太祖打下的“均”的基础，就可以求“脱贫致富”了，不过，随着“富”而产生的问题，“不均”也就跟着来了。同样，这里的“富”不单指财富，还包括政治权力公共资源发展机会等等，显然，管子的话应验了，“不均”导致相当部分人对政府产生怨气，一直延续到今。
实际上，邓公似乎早就对这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有所洞见，所以说过这么一句话：“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见，邓公对于自己的政策会产生什么后果是有充足预见的，而同时这话也为后来的执政者执政方向指出了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不是“一部分人富起来”，这个“先”字用得好。“先”之后呢？当然是“剩下的人跟着富起来”，只要以后的执政者不要把这后面半句话执行成“剩下的人一直穷下去”，那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眼下的政府，我觉得他们的任务就是让社会向“富”而“均”的方向发展，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比如地效这种月收不足千元^-^）的关心扶住，限制已经大量占有社会资源的人继续用不正当手段攫取公众利益，让社会财富的分配大致公平。如果真的能做到，中国基本就没有什么好“患”的了。
顺便一说，我觉得这个时间大约在二十到三十年之间，就可以见到成效（如果现在的政府确实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而且卓有成效的话）。理由？常公从20年代上台到49年离去，执政大约20-30年，好吧，毫无建树；太祖从49年掌权到76-78年（拨乱反正是78年的事，之前的两年国内政策依然有太祖遗风），执政大约也是30年；邓公76年复出，到97年离去，但是其“韬光养晦，闷声发财”（“改革开放”不过是这八个字中“发财”两个字的手段而已）的政策可以说一直持续到08年，基本也是30年；08年次贷危机后，外部条件基本已经不允许中国再韬光养晦闷声（别人都看着你，怎么韬光？所有人都让你说话的时候，你怎么闷声？），所以邓公的政策除了“发财”，也就是改革开放还在继续之外，其他的已经执行不下去了。要解决“无法韬光养晦闷声”的困境也不难，我觉得解决好内部矛盾（“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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