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病人忍受不了诱惑,抱着侥幸心理点燃香烟,对于医生来说,可谓是摧残。
“凌医生,怎么办?”吕文斌看向凌然。
病人可以决定是断指再植还是截肢,医生同样可以做出合乎规范的决定。
很多外国医生如今都是拒绝给烟民做断指再植的,酗酒等其他不良生活习惯,同样会被拒绝。如今,国内也有相似的说法出现。省立的齐振海与陆军总院的刘院长,就为此争论过。
凌然沉吟不语。
说实话,他还真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凌医生,你要不要见见病人家属?”吕文斌询问。
对于这种可与不可的决定,许多医生都喜欢与病人或病人家属聊天以后再决定。霍从军就是其中的典型,他是个大大咧咧的老军医,却是颇会看人。
凌然只是想了几秒钟,就毫不犹豫的摇头:“不用再见面了,病人家属决定要做断指再植吗?”
“是。”
“知情同意书签了吗?”
“签了。”
“你再核对一次其他文书,然后询问家属意见,如果他们还是决定做断指再植的话,我们就做。”凌然的回答有点出乎吕文斌和马砚麟的意料。
吕文斌不得不提醒凌然道:“病人说是想要戒烟,但烟瘾很难戒的,尤其是十几年的老烟鬼了,不比戒大烟容易。”
“我们也只能支持他现在的决定了。”凌然停顿了一下,看看吕文斌和马砚麟,道:“你们认为呢?”
两人仔细想想,也说不出反对的话来。
病人可能会戒烟,也可能不会,谁也猜不到最终的结果,也无从影响。
在民主的欧美国家,医生也许可以断然做出做与不做的决定,只要写上合乎规范的医疗意见,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国内的医生却不一定在乎自己几个小时的劳动。
吕文斌原本以为凌然是个很在乎时间和效率的医生,却发现他在做决定的时候,也几乎是没有犹豫的。
吕文斌暗自嘀咕着,又去找病人家属确认了一遍。
十分钟后,凌然、吕文斌和马砚麟一齐上阵,分别处理手术断面的污染物和坏死组织,并且修剪已损伤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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