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肥菊黄，又到了秋收的季节。广袤的稻田，一片金黄，一株株稻禾因为结满着一颗颗圆饱充实的谷粒，沉甸甸地弯垂了下来。秋日飨宴吸引一群群欢喜雀跃的麻雀，扑楞楞不知从什么地方飞赶过来，争相啄食这免费的大餐。
当然，这样的画面只有乡下才有机会欣赏。
我带着廖迪生此时就在那个村民小组长出事的那个村。
那个失手杀死村民小组长的村长判了十年徒刑，接他村长位置的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姓巫。这个村子主要有两大姓，一是姓李，二是姓廖，姓廖的比起姓李的来，又略略多一些。不知是出于小姓的自卑，还是由于前村长的出事而让他心有余悸，总之，巫村长说话做事总让人有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感觉。
我和廖迪生来，主要是为了一篇文章收集一些数据。
村长出事后，这个村实行了一村两制，就是说，有一部分农户实施了包产到户，一部分农户坚持了集体经济，还是吃“社会主义大锅饭”。
产量就是硬道理，效益就是硬道理，事实证明，实行了包产到户的人家，比那些“大锅饭”们，不论是亩产总产还是经济效益都远远高出一截。
我就是要写出一篇文章，往大处说，是证明农村改革的可行和必要，往小处说，就是消除那篇《用鲜血捍卫信念》那篇文章给范正大带来的负面影响。
事实胜于雄辩，秋后算账见分晓。
我亲自执笔，写成一篇2000字左右的通讯报道——《秋后算账见分晓》。
我用翔实的数据说话，说明农村的出路在于改革，农民的出路在于改革。我没有回避那场发生在年初的“姓社姓资”之争，没有回避那场因争论而导致村民小组长伤亡的事件。“要打破根深蒂固的陈旧观念，付出代价在所难免，尽管这代价沉重了一些。”我客观描述那场争论之后，这样写道。
这片署着我和廖迪生两个人名字的文章最先发表在地区日报上，后来不仅省报连全国一家权威报纸也全文转载。
当然，这并不是我的文章写得多么好，而是农村改革正是到了攻坚阶段，而我这篇文章此时是应运而生，所以受到如此重视。
不管怎么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文章登载一家赫赫权威的报纸上，这在我们这个偏远小县，还是第一次。
刘弛局长打来电话，一是表扬，二是祝贺。末了，刘局长还有意无意透露一句：林谷局长，市委邓书记很重视这篇文章，顺便也向我了解了一下你的一些情况。
没想到我这篇文章受到如此重视，还得到市委书记的青睐，这确实让我始料未及，受宠若惊。
正如大家知道的，不管遇到怎样的阻力，农村改革的步伐没有停顿，方向没有改变，导致共同懒惰共同贫困的大锅饭制度被彻底打破了。
从小范围来讲，蔡县长走错了一步棋，范正大成了最后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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