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安排在文化广播局，范正大没有食言，给了我一个副主任科员的级别，正式职务是采编组副组长。
这就有点尴尬，采编组是文广局下面一个科室，组长只是正股级干部，而我这个副组长却又是副科级，谁领导谁，关系又怎样去理顺？
县城只有一条南北走向的主街，叫中山大街，文革时改为东风大道，现在又改回来，仍然叫中山大街。街道不长，七百米左右，人们夸张地形容，牵一头牛，从街头开始撒尿，一直可以坚持到街尾。所以有人把中山街谑称为“撒尿”街。文广局在撒尿街北端，灰色三层楼。外面看起来朴素，里面看起来寒酸。就说我们采编组办公室吧，五个人挤在十五平米的房间，每人一张课桌式的办公桌，一张坐上去嘎嘎做响的竹椅子，几乎就是全部家当了。哦，还有两只公用的红色外壳的热水瓶，杯子还得自备。
就像部队新兵蛋子必须给老兵倒洗脸水一样，这里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资格最嫩的包揽每天打开水的任务。
每人告诉我这些，也许因为我那个副主任科员的头衔，加上谷子我又不是那么勤劳，没有为大众服务的意识。
两只热水瓶一直空在那里。
十点左右，组长终于提着热水瓶出去了。
组长提着灌满开水的热水瓶首先走到我面前。
“林组长，喝水啵?”
我不知是计，毫不谦虚地打开茶杯，放在桌上，让他往里面注水。
整个办公室静悄悄的，大家都伸长脖子看着我们。
组长倒开水的姿势很夸张，一只手提着热水瓶的把手，一只手扶住热水瓶，双脚呈立正姿势，腰深弯着，很像茶室里的侍应，一脸谦卑。
我当时还想，曾组长真是个谦谦君子。然而我错了，曾组长做出的谦卑，正是为了衬托出我的孤傲。
我谷子不是傻瓜，在曾组长帮我加满最后一滴水的时候，我明白了他的用心，我从其他同事的眼神里读懂了。
我把杯子盖上，说声：“谢谢！”
曾组长：“不用谢，但是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你一下，我们这里有一个规矩，新人有打开水的义务。”
让我谷子为大家打开水，一直到有人接替我为止？不要说我好歹还是副科级，就是一般科员，我也不会屈从，没有人能强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眉毛一扬：“是规矩还是规定？”
“是约定俗成的规矩，一直都是这样。”
“那好，”我说，“这个规矩我看也必须改改了。不如这样，咱们轮流值日打开水，今天是曾组长，明天是我林谷，就这样轮下来。还有，曾组长，”我盯着曾组长那张瘦瘦的不太自然的脸：“下次务必记住，帮别人倒开水的时候，不能太满，不是有句话叫做‘酒满虔意，茶满赌气’么。”
第一天上班，我谷子给大家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也给我和曾组长之间的不和埋下伏笔。
曾组长大名叫做曾铮，也是本地人，自小在县城长大，高中毕业被推荐地区师专读了三年，是中国大陆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水平参差不齐，有一个真实的笑话，说是清华大学数学系一位教授第一次给新生上课。带着备了一晚上的教案，一到讲台才发现，居然没几个学生能听懂，大部分学生必须从分数加减法开始学起。
其实曾铮的文笔还是不错的，我来文广局报到第一天，就在当地报纸上拜读了他的文章，包括一篇随笔和一篇通讯报道。
在我到来之前，就数曾铮的学历最高，其他三个都没有正规文凭，罗文庆是高中生，吴广和廖迪生都是从部队转业，廖迪生参军前读过高中，吴广却是初中毕业生。
我的正规大学的学历让他们相形见绌，尤其是曾铮，更让他感到一份威胁，感到一份压力。所以，上班第一天就想给我一个下马威。
除了妒忌和警惕，他们拒人千里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我以后才明白的，这个县明里暗里分成两派，一派以县委书记范正大为首，一派以县长蔡长江为首。我是范正大亲自从省师院要过来的，在他们眼里，理所当然就是范派的人了，而曾铮几个却从属于蔡派，自然对我不可能会有亲近感。
两派之争，其实来源于文革那段时间，文革县城分成两派，一派是以学生为主要力量，组织名称叫做“井冈山红军”，一派以工人为主力军，组织名称叫“保卫延安”。
像全国各地的派性斗争一样，这个小小的县城，两派也斗得不亦乐乎。有文斗，也有武斗，常常为了一个“真理”，拳脚加棍棒，打得头破血流。
文革结束了，派性斗争却惯性地延续下来。
县委书记与县长，难免会有一些摩擦，我新来乍到，暂时还不知道书记与县长之间是不是真的闹派性，搞明争暗斗，还是下面一些人，出于某种目的，有意上升了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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